但如此严谨的穿戴只是在时间充裕时才允许，有时，因为病人的需要我们也有可能忽视自己。其后的一天，我们在上班时发现一个病人有突发情况，我们一边对病人进行紧急处理，一边用对讲呼叫在半污染区的主治医师王孟昭，没想到他迅速地出现在我们面前，使我们的抢救有了主心骨。后来才发现，他为了更快地到达病人床前，并没按规定进行严格防护，甚至口罩都少戴了一层。我们心中充满了担心，好在后来王大夫并未感染，他和我们一起渡过了难关。此后，社会上经常进行关于“价值”的讨论，例如，明知有危险却还是给病人进行气管插管的麻醉医生是否值得？手术室发生火灾，医护是应该抛下病人独自逃生还是带上病人撤离但最终可能双双死亡？在经历了SARS这样的事关生死的突发事件后，我感觉，在生死存亡的时刻，其实根本没有时间去考虑所谓值得还是不值，没有时间计算怎么做才能做到利益最大化，这时的所作所为完全是出自本能。和普通人一样，我们也恐惧死亡，因此，在死亡面前，有时我们选对了，有时可能一念之差而犯了错，但是，客观地说，大多数医务工作者都作出了符合职业操守的选择。

工作中，我们对病人进行着治疗，也感受着来自病人的感动。当时，一位病人是我和先生都熟识的，她是我院病理科的张老师，我们在医大上课时，她就负责病理切片的管理，因此上学时我们就认识她。她家里数人感染了SARS，并已有人因此死亡，她的哥哥当时还在中日友好医院的SARS重症病区，她和家里的保姆病情相对较轻，住在整形医院病区。在污染区中，尽管我“全副武装”，她居然认出了我，对我含着眼泪说：“真难为你们两口子了，谢谢你们了！” 看来，她也认出了我的先生。张老师后来痊愈出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