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谁知，后来的情形却真如我们同事说的那样。已经忘了是多久北京变成了疫区，只记得确实在春节后没多久，尤其是在2003年3月，发现疾病的消息就如雨后春笋般地涌了出来。如今还依稀记得我最早听到消息的却也是最震惊的是人民医院发现了SARS的病人，整个医院被封锁了。整个医院被封锁，就像是在开玩笑，但确实是真的。那时，我才突然觉得事情真的很严重，否则也不会把那么大的医院给封锁了。那时大家互相传论着，还半开玩笑地说，说不定哪天咱们医院也被封了，也就不用上班了。但让我觉得严重的是，人民医院有了SARS病人，虽然被封了，但SARS是有潜伏期的，那一定还会有潜伏着的携带者在北京，到那时……别的我倒不怕，只是别让我的家人感染上才好。再后来，各个地方陆续发现了SARS病人。最严重的就是北京和香港，电视台也开始播放了。因为“非典”的潜伏期是两周左右，而且传播途径是空气和接触，传染性极强。所以那时，各地政府做的措施是凡是从北京回去的人都不允许回家，先被隔离两周，没有任何症状才可以回家。再后来，就连别的国家也先后出现了“非典”。

也就是从那时开始，全国各地都开始了与“非典”的斗争。我们医院急诊也开始有了“非典”的病人。鉴于人民医院的例子，我们医院的防护措施虽然没有那么好但也没有导致被封锁，但确实有的大夫患上了“非典”，好在因及时救治，并没有危及性命。医院单独开了一个发热门急诊，传染的病人要集中治疗和护理。印象最深的收治“非典”病人的是小汤山、中日友好医院，而我们医院被安排为“非典”病人的中转站，也就是有了病人，先在我们医院排查，确诊的送往中日，疑似的在我们医院急诊观察治疗。那时各科护士大夫都被调到了抗击“非典”的一线，电视里也随时播放来自抗击“非典”的第一手报道以及报告当天“非典”病人的确诊人数。电视里一幕幕医护救治病人感动的场面映入眼帘，另一边，确诊的非典病人日趋增多，给了我不小的触动。抗日时期，有多少先烈为了新中国的解放、为了人民能过上幸福的生活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如今，人民的生活好了，全世界和平了，战争离我们远去了，不需要我们再流血流泪；但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犹如猛兽的“非典”，我不能再眼睁睁地看着它吞噬人类性命，为了保护我的兄弟姐妹，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我觉得我有义务加入抗击“非典”的队伍中去，虽然我做不了太多，但我相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那时，全院从各科室里挑选有资历的医护人员到“非典”一线的岗位中去，也有写情愿书要求去的。后来，我和妈妈商量了一下，因为妈妈一人带着我把我养大不容易，所以这种事情必须和她说清楚。妈妈是个党员，她非常支持我的想法和行动，同意我去参加抗击“非典”。事后很久我才知道，在这支持的背后，妈妈那宽大博爱的心下掩藏着多少泪水。因为谁不知，一旦进入隔离区，生死真的就是老天说了算了。妈妈在我进入隔离区的日日夜夜，都是数着星星掐着指头过来的，每天都提心吊胆，生怕接到医院的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