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3月，登统罹难战友名单临时小组向唐山地震遗址公园提交了104名罹难官兵名单。一年后，又有4名战士亲友找到吴东亮，“目前总共补刻了108个，还差50个人。”

50个未知的名字像石子，硌在吴东亮的心里。“现在熟悉的这帮人都找遍了。”这项工作还没做完，但也发现越来越难，他会等着看到消息的人来找他，“我能活到什么时候，就做到什么时候。”

从2008年筹划新建地震纪念墙到现在，近十年过去了，补刻和勘误遇难者姓名的工作一直都在做。在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管理处主任郑湘军的印象里，由于当年建墙时的名单来源较多，有档案局的名单，也有面向媒体、社会征集的名单，“很多名单都是靠记忆和手写，错漏的情况时有发生。”

那一年，唐山筹建地震遗址公园，有人提出要把遇难者姓名刻上墙，重建唐山人的心灵家园。南湖生态城管委会会同民政局、档案局在大白井游泳馆收集唐山7·28地震罹难者姓名。

人太多，五六点就排起长队。最长的时候500多号人。在南湖生态城管委会规划处供职的王蕾负责登统，每天都“抬不起头来”，只能闷头写名字，汗顺着脸嘀嘀嗒嗒流下来，“根本没空擦”。以致于4个月后工作结束，她还是每天梦到在“写名字”。

有个截瘫的女人坐着轮椅来给弟弟登记。女人说，地震那天天气特别热，她心疼在乐亭下乡插队的弟弟，包了肉饺子，喊他回家吃饭。结果弟弟被砸死在家里。母亲直到去世都没有原谅她。她写着弟弟的名字，自言自语：“我要知道地震，咋还能叫他回来吃饺子？”

还有外地来信也转到她手上。一个沈阳的女士，丈夫到唐山出差，客死他乡。王蕾帮她办了手续，2008年7月28日，纪念墙落成时，她丈夫的名字刻在了纪念墙上，“到现在都一直有联系”。

有的一家都没了，邻居或朋友就帮忙登记。还有的人不知道名字，被提及的次数多了，就登记成“xxx女”、“xxx妻”、“xxx家”。

A4的登记册，摞起来有1米多高。4个多月，登记了6万多人名，最后和档案局的名单对比，“征集了大概3万左右以前没有的名字”。抱着一摞一摞的名册，王蕾第一次发现，32年前瞬间丧失亲友的伤痛，似乎从来没有被抚平，“像洪水一样”，倾诉的闸门一打开，就淹没了那个夏天。

还有勘误的。一个男人，妻子和三个女儿遇难。他去看了地震墙，发现有个名字错了。王蕾说，由于墙面有限，重刻名字四个人就不能在一起。他用恳求的语气说，“我用油漆涂一下可以吗？我给你们找麻烦了。”后来经过申请，允许他修改，他高兴得不行。

按照设计师袁野的理念，地震纪念墙墙高7.28米，距水面19.76米，象征着生者与死者之间的时空距离。哭完的人一声不吭，在19.76米的纪念大道上一坐就是小半天。

地震之后，许多遇难者的遗体来不及处理，被集中掩埋。大多数唐山人只有墙上的一个名字做寄托，“觉得只有改过来，才是那个原原本本的人”。

7月27日，一对年过六旬的老夫妻来查他们的母亲王桂珍。“全唐山遇难者里72个叫王桂珍的，路北区就有7个。”老夫妻拿着工作人员打印的3张热敏纸，不知道哪个是自己母亲的名字。

“她活着的话，今年90了。”老先生说。

“档案里没有年龄。”在查阅完所有档案后，工作人员高雅劝慰两位访客，“这个墙就是一种纪念。”

老先生点点头，眼红着，端起花盆走向纪念墙。

国家应急广播—应急档案，今天为您讲述：唐山地震纪念墙上的新名字，第二集，也希望能引起大家的思考。明天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