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6个月后，战时心理服务大队对参与救援的官兵做过一次回访，调查显示，6.53%的人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

服务大队专家高志勤说，未来战争依靠高科技、电磁战、心理战，这个比例并不小。

对于军队来说，患上心理疾病属于非战斗减员。战时心理服务大队的目标是，减少心理伤减员，提高部队战斗力。以前是坐在医院里等，现在是上门，主动筛查。有些心理障碍的发生，也跟不同人的人格基础相关。心理专家陈方斌打了个比方：5个碗掉在地上，有的整个碎了，有的可能只裂不碎。人本身的心理和人格基础不一样，反应也不一样。

首先就要心理评估，防止本身有精神心理疾病的患者进入部队。

但此前，我国对军人心理健康评估几乎是一片空白。大队里的老专家张理义成立了课题组，组织人员对全军230多个单位的10多万名官兵跟踪调查，10年，研发的“中国军人心理健康测评仪”，后被广泛用于新兵入伍、学员入学、执行重大任务人员选拔等心理筛查和平时心理健康保障。

2003年9月，测评仪“卡”住了一个兵。当时某部需派人员出国执行维和任务，用测评仪进行心理健康筛查。一位平时工作出色、综合素质都过硬的驾驶员小刘测后，结果却显示有轻微妄想症。

任何测评都有不同程度的假阳性率，需要精神心理专家再一次进行“人工”判断。结果，小刘的确患有妄想症。

高志勤说，现在新兵入伍要经过两轮不同系统的筛查。一次是在入伍前，一次入伍后。

尽管这样，3个月或半年后，还是会有官兵因精神心理问题住院，“但已经比以前不做筛查要少得多”。

汶川地震，是一场硬仗。

33天，战时心理服务大队分7个批次，深入到33个驻扎点和52个村寨。既帮助灾民，也帮助官兵。他们发现，灾民相对容易发泄出情绪，而军人往往选择克制自己的情感。

李光耀和宋梓祥是一个批次的，震后第7天前往灾区，与两位武警战士同住一个帐篷，驻扎在一个70多人的医疗救援部队旁。李光耀的直觉是，这两位20岁左右的小伙子都很淡漠，看起来很木讷，跟年龄不相符的淡漠。他发现有着同样表情的还有周边帐篷里的战士，甚至，几乎整个群体都是。战士和他慢慢熟悉了之后，讲起自己的经历。说到某天看见两条腿露在废墟外，想把尸体拉出来，结果，“噗嗤”，身体断开了……描述这个场景时，他同样是面无表情的。

这是一种正常的保护性反应。如果只是短时间，确实是对防止自己再受伤害的本能保护，但若不及时发泄，让这种情绪积淀下来，则会严重影响心理健康。况且，军人很少轻易暴露情感。

地震发生后的前几个星期里，所有人都在忙碌，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在救援上；但是空闲下来后，发现身边的战友不对劲了：矛盾、冲突多了；空旷、封闭的环境，也让人烦躁了；以前不会在意的评奖名额，也可能引发矛盾……

副院长意识到了，直言：“我们这个部队到底怎么了？”宋梓祥早已看出大家的心理异常，建议道：“我们都是部队的救援人员，也不方便说大家有问题，不如我给大家写一封信？”

晨会上，院长将800字的信念了两遍之后，所有人都哭了。信上首先肯定了大家的辛勤劳动，继而写道：“随着抗震救灾任务的转换……我们疲劳了，我们想家了，随之我们的焦虑也不知不觉增加了，我们甚至开始厌倦现在的环境了。领导爱发火了，同事的抱怨也增加了。所有的这些可能让我们更加地烦躁和困惑，我们到底怎么了？

“其实作为一个社会人，我们每天扮演着很多的角色。我们不仅是一名医务工作者，还是父母的孩子、爱人的伴侣、孩子的父母亲，多重的身份造就了我们多重的需求。当我们的身份被过度单一后，我们很多的情感需求就得不到有效释放，所以我们开始越来越烦躁，越来越喜欢抱怨，这些都是正常的心理反应，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把自己的身份单一化。”

读到这里，不少人抹起了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