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里接着探讨该怎么办。

首先，要接纳自己的情绪，因为“那实在是再自然不过的反应了，而不是心理出了什么问题”；其次，表达自己的感受，“可能我们还没有习惯在同事面前去表现我们的脆弱，但脆弱真的是我们每个人都存在的”。还要增加对周围同事的理解和包容、探讨焦虑的传染源和传播途径、保证充足的睡眠与休息等。

此后，来到宋梓祥他们帐篷里的官兵越来越多。“虽然只是聊聊天、谈谈理想，但很多时候，有了对心理的认识，又有了疏解的渠道，这就足够了。”宋梓祥说。心理咨询是一种互助，不是谁一定帮助谁。

李光耀犹豫了两天，还是没有去。

这是李光耀在2008年9月参加的中德精神分析培训班发生的事情。来自全国的心理医生聚在一起共同进修。主讲的德国老师对李光耀去四川做心理援助的经历非常感兴趣，专门空出一堂课请李光耀谈谈经历。

“开始，我答应了。”但到了当天，李光耀没有去，他不愿意再去回忆面对那些场景。

那堂课上，同行们转而讨论李光耀的行为。大家认为这可能是一种回避行为，回避救援工作时产生的心理创伤。

“每一个身在其中的人都在受到应激。无论是灾民，救助灾民的官兵，还是去做心理咨询的我们。”李光耀说。

李光耀说从汶川回来以后，他好像爱哭了。一次，他和病人家属交谈。不是谈地震的事，就只是提到了四川，眼泪就突然流下来了。

病人家属没有惊讶，只是轻轻地摆手：“那我们不谈这事儿了吧。”

电视里，汶川的画面一次次闪现，李光耀也会心有波澜。“但我理解自己的这些心理反应，所以可以自我调节。”

国家应急广播—应急档案，今天，为您讲述——汶川记忆，应急心理救灾纪实，第5集，也希望能引起大家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