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在的，在这个时候，让单位与卫生厅临时“打招呼”，简直是不可能完成任务。我不停地给后方领导和同事打电话，汇报自己的处境，探求解决办法。张军主任建议我，最好能主动和带队的浙江省卫生领导联系并解释一下，征得他的理解。我数次拨打浙江省卫生厅领导的手机，但均遭到了拒绝。我有些灰心，开始做留在江油或返回绵阳市区的准备。虽然如此，我还是心存侥幸，希望能“混”进伍。

不一会儿，来接浙江心理危机干预专家组的救护车来了，大家开始把行李物品往车上搬。时间已不多!情急之下，我找到了赵国秋。他问我，与卫生厅联系得怎么样?我如实作答:给厅领导打了电话，但他没太多听我的解释。然后我说，赵主任，这几天，你也看到了，我千里迢迢从浙江过来，就是希望报道你们在抗震救灾一线的情况，跟你们走也是采访任务的需要。况且，虽然只有短短2天时间，但我和你们已经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所以请你帮忙想想办法。沉默良久，赵国秋说:“这样好了，你还是跟我们一起走吧，但如果碰到卫生厅的领导，最好能回避一下。”现在想来，他当时作出这个决定，一定非常艰难。

我最终“混”进了救护车队，与来自杭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曹日芳上了一辆来自湖州的救护车。

救护车驶出江油市人民医院，在江油市郊的一条公路上停了下来。司机们告诉我，是在等从四川其他灾区赶过来的浙江救护车。

下车抽烟的时候，一张熟悉的面孔突然出现在我面前，竟然是在浙江经常碰到的《解放日报》记者杨健。在灾区碰到同行并不稀奇，但能碰到自己熟悉的同行，却是格外亲切了。杨健对我说，他所坐的车就在我前面，也是湖州的救护车，与我一样，他也是“混”进车队的。他直接找到救护车司机“套近乎”，因为有经常出差去湖州的经历，所以很快跟对方打成一片，并被允许上车。

大约下午4：00多，浙江的50多辆救护车集结完毕，浩浩荡荡地上路了。由于从江油直接去平武的路依旧不通，所以救护车队准备冒险绕道400多千米，从广元进入平武。

在路上，我与编辑部进行了联系，确定了当日稿件的内容，并且约定：先在车上打好草稿，然后通过电话或者短信把稿件内容发到编辑部，由后方的记者帮助整理。但人算不如天算，出江油不久，通讯再次遭遇中断。虽然如此，我还是心存希望：也许在报社截稿前，我能到达平武，就能想办法把稿件传出去。

这丝希望最终还是破灭了。大约晚上8:45，车队指挥用对讲机通知:“还有4小时进入平武。”也就是说，到平武将是第二天凌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