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恶劣的天气令所有的搜救飞机都无法起飞。又过了一天，负责营救行动的指挥官指派PN9E前往一个新的搜索区域，其中包含了发现C-53发射信号弹的那个地点。这一区域被参差不齐的一段东西向海岸线所界定，其中包含由冰川对格陵兰岛基岩侵蚀而成的3条水道，或者说是峡湾。它被称为克厄海湾，或克厄湾，这个名字起源于一个靠近哥本哈根的海湾，丹麦人曾在1677年的一场海战中在那里大胜瑞典人。丹麦语的发音难倒了这些美国飞行员们，所以他们念出来像一个中西部城镇的名字，读作“扣基”。

克厄湾像是把格陵兰的海岸线咬了一大口似的，大约有30英里宽，55英里长许多岛礁点缀在海湾中，其中一个叫做延斯·芒克斯·欧的岛屿，连同它的小冰帽正是格陵兰的一个缩影。冰川如旅鼠般涌向海湾水域中，令其中布满了犹如庞大雕刻般的冰山。克厄湾的3个峡湾都有自己的名字，但其中最大、最靠西的一个简称为克厄湾峡湾。格陵兰当地居民称其为“Pikiutdlek”，意思是“我们刚到时，有个鸟窝的地方。”在格陵兰，鸟类不寻常到值得引起特殊注意的地步。

11月8日，麦克道尔的C53发生坠机3天后，PN9E起飞前往克厄湾，但低空的坏天气使其无法看到下方的冰帽。飞行了还不到两个小时，这架B-17的4号发动机失去了油压，所以飞行员阿曼德·蒙特韦德和副驾驶哈里·斯潘塞决定向“布鲁依西1号站”返航，以便获得维修，并且在那里过夜。着陆时，他们得知自己又获得了一次机会：麦克道尔的飞机仍然没有找到。

第二天，1942年11月9日，PN9E仍被指派搜索同一区域。当机组预热发动机准备起飞时，两个人走了过来，自我介绍是技术军士阿尔弗雷德·克林特·贝斯特和参谋军士劳埃德·伍迪·普里尔。贝斯特和普里尔在这个基地的通信部工作，而且他们当天休息。他俩和麦克道尔的C-53上好几个人都是朋友，此刻他们希望成为搜索志愿者。贝斯特也坦诚地说自己想亲身体验一下乘坐飞行堡垒的感觉。蒙特韦德欢迎他们登机，这两名志愿者挤进了B-17的透明机头，充当前向观察员。

转场机组的6人，加上韦德尔、贝斯特和普里尔，PN9E已经做好了在冰帽上开展又一次搜索飞行的准备。当机上9个人等待起飞许可时，他们得知C53发出的另一份无线电报已经被接收到，但信号太过微弱，以至于无法正常译出或让救援者锁定其位置。PN9E上的人们明白：运输机的电池几乎耗尽，机组或许很快也将面临绝境。

PN9E最初的6名机组成员互相打赌：不管是谁发现了失踪飞机，到英国后就由其他5个人请他喝酒。韦德尔、贝斯特和普里尔被排除在外，因为估计他们不会一起待得那么久。

当他们滑行准备起飞时，蒙特韦德和斯潘塞收到了来自基地航管的无线电呼叫，叫他们驶离跑道。另一架搜索飞机因发动机故障需要降落。斯潘塞是那架飞机飞行员的朋友，所以在无线电中嘲弄了他一番。那个飞行员回敬了几句：一会在严寒中飞行时，斯潘塞将会被塞进一个“漂亮、暖和的麻袋”。斯潘塞一笑置之，但那句话深深印在PN9E机组的集体回忆中。

PN9E起飞，向东穿越这座冰封的岛屿。观察员看到冰上不管有什么黑色的东西都会大呼不止。但每一次、第二次或第三次通过时，他们就认清了那不过是外露的岩石而已。飞行了大约两个小时以后，这架大型轰炸机抵达了克厄湾的边缘。他们从海上接近，但这一区域再次被恶劣天气所笼罩。一场风暴将冰面上的雪吹得到处跑，B-17像大海中的一艘小船一样被旋风抛上抛下。机械师保罗·斯皮纳步入座舱询问他称其为“蒙蒂中尉”的蒙特韦德，问他们为什么没有返航。蒙特韦德告诉他，他只要从这恶劣天气中一找到突破口就马上那样做。

斯皮纳走进了座舱后的无线电室，让报务员洛伦·“洛里”·豪沃斯呼叫“布鲁依西1号站”说他们正在返航。领航员比尔·欧哈拉正坐在无线电室里，抽着一支烟。同样挤在这个小隔间里的还有助理机械师“阿尔图恰罗内和乘客兼观察员克拉伦斯·韦德尔。因为没地方坐，斯皮纳脱下了他的飞行夹克和皮靴，当成一个坐垫，放在了地板上。

蒙特韦德和斯潘塞试图从“冰帽站”和“滩头站”获取天气预报。然而，他们无法和任何一个哨所取得无线电联络，所以他们只能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