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坐在一张长方形桌子的一头，穿着蓝色运动夹克，扎着一条红领带的他看起来有些拘束。尽管如此，被各种军装和制服包围的他庆幸自己没有坚持其参会着装的第一选择：一件卡其色探险家衬衫，配上肩饰，保持着斯坦利去非洲时的风格。“我想这可能有点过了。”此前他曾经小声对我说。

卢对所有人的到场表示感谢，并分发了装有DVD、照片、地图和文档的文件夹，其中介绍了他在纽约设立的勘探公司——南北极有限公司，及其非盈利机构——折戟美国老兵基金会的有关情况。文件夹里还有直径4英寸的彩色刺绣臂章，以祝福卢梦寐以求的任务。用绿、金、蓝、白四色丝线机织而成的臂章展现了格鲁曼“鸭子”的侧视图，1942年和2012年的年份标识和格陵兰地图上一个红色的“X”。桌前军人们的军装上，布满了表示已参加战斗、已完成任务的绶带和条纹布，似乎不大可能把卢的臂章粘在他们的袖子上。

卢解释说他正在寻求DPMO办公室对寻找编号为V1640的格鲁曼“鸭子”的祝福和资金支持，以将其从30~50英尺的冰层中发掘出来，并带着飞机及其机组成员的全部遗骸回到家乡。当他为此奔忙时，卢说，他还想寻找据推测同样埋在格陵兰冰下的第二架飞机。那架飞机是一架载有5个人的C-53运输机，先于“鸭子”24天失事，这起坠机事故间接地让“鸭子”走上了不归路。同样，即使看似机会渺茫，卢也并不排除去寻找第三架飞机架在搜索C-53运输机时坠落的B-17轰炸机。

卢并没有意识到，但我很清楚他的听众需要一个图表来通晓事态。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时间顺序来阐述这些坠机事故和它们之间的密切联系。就像这样：卢希望找到一架于1942年11月5日坠落的C-53运输机，机上有5人;一架被派去搜索失踪运输机的B17轰炸机，载着9个人在4天后坠落;最重要的是，一架于1942年11月29日坠落的格鲁曼“鸭子”，机上共有3人，其中之一是那架B-17的机组成员。卢也有可能解释10名美国军人仍然下落不明：来自C53的5个人;“鸭子”机组的两人;B-7机组的2名成员，其中一名随“鸭子”坠落;以及驾驶摩托雪橇救援失败的一个人。

让混乱加深的是，卢荡漾在其他想法和梦想中，忽略了桌子四周围坐的怀疑者们所提出的问题。随着卢天马行空的陈述，他的听众开始变得心烦意乱。好几个人偷偷挤眉弄眼，而其他人一直低着头敷衍地听着。卢跑题了。

为DPMO办公室主持会议的是陆军中校詹姆斯·麦克多诺。他说话温柔但很职业，他的短发一根根保持直立，结实的肌肉藏在一身沙漠迷彩服下。麦克多诺再三尝试将卢拉回正轨，并降低他的期望值。

“我赞同你的努力，”麦克多诺说。但资金有限，而DPMO的待办案件多得让人望而生畏，而且目标是明确的—那就是，以快速高效且经济的方式去找到遗体。显而易见，麦克多诺认为卢的计划恰恰相反—进展缓慢、效率低下而且代价高昂。

麦克多诺阐释了现实的必要性。目前，超过83000名美军人员“下落不明，因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导致的情况占了压倒性多数。大部分永远都不会被找到，特别是那些在海上失踪的人，所以政府宁可捞桶里的鱼也不愿去追野鹅，或是这个代号为“鸭子”的飞机，当然，这也视情况而定。

伴随着一只挂钟吵闹地滴答作响，资金的问题在讨论中仍旧悬而未决。随着军事预算被几场战争所耗尽，并因为削减开支而缩水，“今日特色菜”在DPMO的世界里代表着“效费比”。由于复杂的后勤以及格陵兰恶劣的气候和地形，卢的预算支出超过了100万美元。麦克多诺说，这也许能涵盖30次在欧洲农场和森林中的搜索，那里仍然有大量下落不明的二战士兵和飞行员。换句话说，单单是价格标签就让卢对这群人的胜算降到了1/30。

下一个刺破卢的气泡的是帕特里克·克里斯蒂安中校，他在解释政府和军方错综复杂的体制时很有耐心。他也许把卢当成了一个孩子，对他说：“在这个广阔的大世界里找到一架小飞机并非易事。”他接着说：“我们希望为你提供帮助。但我们只是不想说出那些让你觉得我们能做到能力之外的事这些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