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管理病人这件事比较头疼，中塞友好医院埃博拉留观中心里既有确诊的，也有不确诊的，他们楼上楼下到处串，很难管理。再加上监测也有盲区，一开始我们没有设置那么多监测探头，有看不到的地方。有的病人在门口台阶躺着，还有人跑到树底下。其实我们当时提供的条件不错，而他们就喜欢扎堆，一点儿也不顾忌传染。他们不习惯在条件优越的病房里待着，如果把他们限制在一个病区里，他们甚至会把门踹烂。

大厅里人最多的时候，十个人躺在一块儿，瞪着眼睛，很恐怖。也许是屋里温度太高，他们不愿躺在床上，而喜欢躺在地上或是院子里，能凉快一点儿。我们医生尽量尽到职责，不管你在哪里，台阶上也好，犄角旮旯也好，床底下也好，树底下也好，保证所有的病人都能照看到，尽可能让病人活下去。有时候病人真对不上号，有些病人来了之后，怎么来的不知道，怎么走的也不知道，双方的沟通用很长时间才理顺，所以开始的时候多少有些混乱。

当地的患者不像咱们国家的病人，有些病人不怎么配合，这其中有风俗的原因、认知的原因，我们只能适应他们，适应那样一个环境。 由于检测结果需要一段时间，病人既着急也害怕，等待结果的时间情绪就不稳定。有一次，有位病人等检测结果等得不耐烦，就向我们冲过来了，最后追到了第一缓冲区，我们关上门，他就咣咣地砸门。后来经过协调，从检测到出结果的时间大大缩短，就再也没有出现类似的情况，但是那扇门却没有办法修了。塞拉利昂人长得特别像，都是黑黑的，我们分不太清楚，就用移动式摄像头，进行身份识别和采集。我们脖子上挂着移动摄像头，给病人拍照，出去以后好给他整理病历存档。因为在病区里没那么多时间书写，要提高效率，只能在外面做这些工作。如果病人发烧了，我们要在外面把药配好，进去以后就直接发给他。这样我们在病房里面待的时间就短了，病人该问的都问了，该做的都做了。同时，我们还实施腕带管理，上面写着几床，病人叫什么名字，患什么病。李进队长每天都想着这些事，要优化流程，提高工作效率。我们首批援塞医疗队去塞拉利昂，国际组织没有让我们负责治疗。那个时候用药，很大程度也是处于摸索阶段。比如我们使用了抗病毒药物，因为埃博拉毕竟是一种病毒，病人发烧了，就使用退烧药；病人脱水比较严重，我们用一些补液的药物。有些病人吐泻非常厉害，可能就是脱水了，这个时候如果给他适当地喂水，能维持他身体的内环境平衡的话，可能就撑过去了。根据病人的体重、年龄和剂量会有区别。

有些病人情况比较凶险，我们竭力救助，但毕竟有一定的死亡率。 只要经过合理的治疗，很多人能活下来，虽然当时我们只是一个留观中心，却抢救了很多埃博拉病人。

我们留观中心的一位保洁人员的哥哥是埃博拉患者，当他送哥哥去别的医院的时候自己也被感染了。他不得不住进我们的留观中心。我们当时采取了很多措施，李进队长对他特别关心，毕竟是和我们一块儿工作的同事。这位保洁人员也非常配合我们的治疗，只要医生下了医嘱，他就坚决执行，我们给他的口服药他全吃了。非常庆幸，这位保洁人员很快就好了。埃博拉原本没那么可怕，只是在那个国家，没有良好的医疗条件，死亡率才那么高。西方也有很多人感染，死亡的很少，只要积极对症治疗，这个病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