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想刚开始，那些人真的很傲慢，瞧不起别人。但他们确实起点很高，素质也很高。后来通过一点一点地努力，我们医疗队变成了第一名，很大程度上，也是他们帮我们协调的。主要是要学会与他们沟通，比如在临床讨论的时候，我 们每个星期会有一次病例讨论，就是拿很特殊的一个病例大家讨论，怎么诊断，怎么治疗，会有什么问题。每次在病例讨论会上，我都会提出比较有新意的想法，渐渐地赢得了他们的尊重。对一个病人诊疗，要将中国队的科研实力展示出来。

科研基本上是相通的，临床转换一下思维就可以了。我用自己的专业态度站在临床的角度去解决他们的问题，到后来有一个斯坦福大学临床专家每次病例讨论都会特意要求我发表意见。我每次都能转换成他们的思路，告诉他们这个问题还有什么节点，还有什么方法，外国医生治疗病人，想的东西并没有我们多。在来塞拉利昂之前，我在地方踏踏实实做了6年的传染科医生，基础的素养和思维没有问题。

有时候往往是很简单的一个问题，比如，他们检测抽取的血样，有时候呈阳性，有时候又呈阴性，老外有时候很晕，搞不太清楚。我就从机制上告诉他，为什么会呈阳性，为什么会呈阴性，这个病还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该怎么办。这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像他们那帮年轻医生，不可能达到这个水平，所以后来他们甚至有些仰慕我。他们想不到，他们看的东西、想的东西没有那么多。我们受到的教育多，实践多，我能看到问题。

有一次，讨论一个很复杂的病例，牵涉到英国那家机构，是他们处理得有问题，检测结果当时为阴性，就把病人放走了。结果病人回家一个星期以后，检测结果又变成阳性了，这就是大问题。在这件事情上，塞拉利昂人也不满意。我告诉那家英国机构，我们能解决这个问题，他们还不服气，不相信我们能行。于是我们的实验室和检测队的实验室抽出几个人，三天三夜没怎么睡觉，有几个人甚至病倒了，就把实验结果拿出来了，把这个问题解释清楚了。英国人一看到结果就蔫了，他们认为我们做不了，当地的条件非常恶劣，他们没有想到我们把这么高级的仪器搬过去了，而且我们有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这件事让那家英国机构的人从此对我刮目相看。

后来埃博拉病人少了，大家都在商量怎么帮他们恢复医疗体系，我们就去调研，我经常走访各家医院，与他们建立起很好的关系。

我当时了解到，对塞拉利昂而言，除了艾滋病以外，乙肝是一个大问题。欧洲人没有乙肝，而黑人和中国人一样，慢性乙肝发病携带率非常高，比艾滋病病人还高，比例达到30%以上。然后我就给他们讲中国乙肝怎么防控，乙肝、丙肝怎么治疗，乙肝导致的肿瘤怎么治。我们的肝癌微创手术在世界上是最好的，当时他们都听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