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因为，较之灾区避难所里的人，非灾区民众暴露在更大量的灾难信息下。地震发生后，电视、网络的内容，几天里全是海啸冲垮房屋，吞噬农田、冲走汽车的画面，而且每天都有新的影像更新。后来又增加了新的摄影，只要一打开电视，一上网，灾难信息简直无处不在。

在东京生活的人没有遭遇过海啸，据说那时早晨不少人却也被海啸的噩梦惊醒。如果梦中出现自己被海啸吞没，就可以确定的说，这是灾难画面看得过多引起的精神创伤，由影像引起的精神创伤，近年来已被精神医学界证实，被称为“间接创伤”或“二次创伤”，尤其在儿童中多见。

儿童在看电视的时候，要区分眼前的画面是实际身边发生的，还是媒体的节目，对于他们未成熟的大脑来说是很困难的。这不是说他们不明白电视里的画面其实是在千里之外，而是他们的大脑也许会把这些影像作为自己的体验记忆起来，而引起精神创伤。

我们这些成年人是否就不会有这个忧虑呢?答案是否定的。当我们长时间、大量地看了超过我们脑可分析处理数量的画面之后，我们的脑就有可能把这些画面当做真实的内容储存起来，同样引起创伤体验。而且，因为看海啸画面受到了刺激，也有的人会闪回自己以前受到过的其他创伤性体验，比如有被虐经历的人、犯罪的受害者等。对于这样的人，往往会遭遇到重大心理危机，甚至有轻生的危险。

这次3·11大地震与阪神地震不同的重要一点是，受灾者用手机、摄像机拍摄的影像，在日本全国乃至全世界播出。因为微博等网络应用，如今人人都是发信者，都是规模不一的公众媒体。在人们能获得更加丰富、迅速的信息同时，为其所苦的人也大有人在。

  2011年3月11日发生地震、海啸后，周六、周日在家看了两天电视、网络新闻的人，周一上班后很多人感觉精力无法集中，什么工作都干不下去。明明手中积压着大量工作，却无法安下心来着手处理，这是因为对受灾者的同情吗?

灾区报道不光是海啸的画面，还有对失去亲人、失去家园的灾民的采访，对避难所内灾民困难生活的报道。大量接触这类信息，非灾区的人会对灾民产生心理上过分的共情，甚至引起抑郁。

临床心理学将这种情况称为“共情疲劳”，多见于灾害发生时抢救伤者的救护队、救援队、志愿者人员身上。通俗地讲，他们过分地与灾民甘苦与共，结果消耗了很多自己的精神能量。

“站在别人的立场上想一想。”

“考虑对方的感受再发言。”

每一个日本人在家庭、在学校都会受到这样的教育。记得我们的初中课本里也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记述。儒教文化中同情心是非常重要的美德，所谓“无恻隐之心，非人也”。因为儒学的基础可以说就是共情，是“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恻隐之心，人之常情。假如见到他人处身艰难自己却没有感到适当的同情、悲痛的话，其本人就会萌生罪恶感。如果没有表示出适当的共情，就会遭到周围人的批评，尤其对于年轻人，很容易就会被扣上自私的帽子。

在中国、日本这样文化圈内的国家，非灾区民众在大量接触灾难信息后，除了临床心理学意义上的“共情疲劳”，还可能产生罪恶感、自我厌恶等复杂的心理负担。

其实在生活中对他人的境遇产生“共情”是非常自然的，只不过一般情况下不会达到造成精神负担的地步。然而这次的灾难与以往不同的一点是，“谁也不能斩钉截铁地确定自己是安全的”，几乎无孔不入的核辐射令日本列岛乃至周边国家的人民都不能把这次灾难当做“别人家的事”。

把事件区分为“自己的事”和“别人的事”，这是我们心理的重要机能之一，是谁都有的精神防卫系统，能够有效地防止心灵陷入不稳状态。有“共情疲劳”甚至患上了地震抑郁的人，就是因为他的这种“区分机制”没有启动。这里有核事故的原因，也有社会文化、道德风俗的关系。

日本灾后席卷全国的、抑制消费的“自肃”运动，就是“共情疲劳”和地震抑郁的产物；另一方面反对“自肃”却还需要找出诸如振兴经济、支援灾区重建等理由的情况，也是源于同样的心理。在战争中，劫后余生的土兵，常常会有“为什么我还活着”的罪恶感。如果一直在这种心理陷阱中，那非灾区的人的精神也势必崩溃。

地震、海啸、核事故，的确是全人类的惨祸，但是没必要全世界的人都用统一的方式去应对。想娱乐的人应该娱乐，想沉思的人就沉思。不要强迫自己，哪怕强迫自己做什么，也未必对解决问题有所裨益。做好自己眼下的事情，和平时一样生活就是对受难者最好的支援。

国家应急广播—应急档案，今天，为您讲述：黑色311，日本阪神大地震，也希望能引起大家的思考。我是百宁，明天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