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我下了夜班在宿舍里睡觉，手机响了，是他。他是我一个患者的丈夫，结婚没多久妻子查出肾癌，已是晚期，住院化疗时我是她的主管医生。那会儿我还不像现在这样见惯了生死，也不知如何才能安慰这样年轻的绝症患者，所以每次进她的房间，我总会多花些时间和她聊天。在给她穿刺放胸水时，会不停地和她说话来减轻她的焦虑不安。就这样我们一来二去成了朋友。我知道她这样的情况基本上没治，我一次次给她放胸水，眼看着她一天天没有了气力，也实在找不出什么合适的话来安慰她，只是尽量操作的时候动作轻柔些，说话的语速再慢一点。我进入SARS隔离区后，这还是她丈夫第一次给我打电话。我有种不祥的预感，所以接通电话后我没有说话，等着他主动和我说。

他带给我的却是比死亡更加可怕的消息——因为肿瘤转移到肺内，加上出现感染高热，呼吸困难，又因为前几日去过外院急诊科看病，有过接触史，无法和SARS鉴别，所以要被送到医院隔离。他现在能求助的人只有我。

我马上从宿舍的床上跳下来，对他说：送到我们这里来！我正好在SARS病房！她被裹得严严实实的急救人员推进来的时候，我已穿戴整齐等在隔离区门口。担架上的她已经无力抗争什么。我上去握住她的手对她说：别怕，我在这里！她点点头，看不见我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也许她只是肿瘤转移呢？看着隔离区内横七竖八躺着的病人，我问护士长，能否把腾出来的超声室当作病房？得到护士长同意后，我迅速推来一个大钢化氧气瓶，接上氧气，把她抬到了床上。

不忍心看她的眼神，我出去找到她爱人。接过一沓胸片和肺部CT仔细看了起来。他和我心里都清楚，她那样的情况，进去了就再也没机会出来。简单聊了几句，我转身要进去。他叫住我问：她最后不行的时候，我能陪着她吗？我顿时语塞。按照规定，患者若在隔离区内去世，是要直接拉走火化的，之前绝不能让健康人进来。一旦出现感染，那是致命的错误。他见我犹豫的样子，眼泪啪哒啪哒掉下来。我叹了口气，对他点点头，转身走开了。以后的日子，我依旧重复着工作程序，每天巡视病人、查体、记病程，给家属打电话告诉患者的情况，通知噩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