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她眼中的光一点点消失，我知道时间不多了。我将他叫进来，仔细地给他穿上隔离服，戴上口罩帽子，叮嘱他一定要控制情绪，不能摘下口罩。我站在门口看着他们最后道别，弥留的她努力想要伸出手，阳光从窗口照进来，洒在她苍白的手上，几乎透明。她眼中的光亮了一下，又忽地黯淡下去。他压抑地抽泣着，我只能看到他抖动的背影。我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看着走廊那头医护忙碌的身影，发着呆。过了十几二十分钟，我进去把他拉了出来，在他耳边轻声说：最后的事情交给我吧，你去门口等着。还有她爸妈，别让他们太难过了。关上隔离区的大门，我回到她的床边坐下，一直到她咽下最后一口气。然后通知太平间过来处理后事。

天气转热的时候，SARS也渐渐平息，我和她的丈夫一开始还间断有联系，后来渐渐不再来往。我相信他开始了新的生活，就像她当年在病房里跟我说他俩的故事一样，那一定是愉快喜悦的新生活。我相信她也一定希望他能开开心心地生活下去。我甚至非常理解他不再联系我的原因，我知道他宁愿将悲伤埋在心底，不再想起。以后很长一段时间，路过当年给她专门设的那个单间病房，也就是旧急诊大楼的B超室，我都会想起她。很多事情发生过，我希望再也不要发生。

许文兵，现为北京协和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医师，SARS时为专家组成员。

曾经的记忆，2003年4月20号，这是我在发热门诊的第二个班，早班，上午8点到下午4点。当时的“非典”隔离病房由急诊的地下留观室改建而成，发热门诊则由急诊大厅前面的小卖部隔断而成。突如其来的“非典”让大家猝不及防，仓促上阵，一切因陋就简，所谓防护就是口罩加手术隔离衣。

早上刚接班，楼下病房传来消息，让气氛紧张起来：病床大部分收满，要我们严格把握收住院指征。当时对这种新型传染病的诊断和鉴别还没有确定的标准，也没有多少经验，只能按发热、气短、肺部阴影和血象不高的表现来定夺，有些跟着感觉走的味道。我们严格把关，将临床表现相符、有接触史者收入病房，单纯发热或咳嗽、气短者，则嘱咐他们自行返家隔离。

上午，北京本地的一名患者，发热、气短、胸片示肺部阴影且血象不高，临床表现符合诊断，但追问病史，其并无明显发热病人接触史，而只是到过公共场合。这使我深感事态严重，因为传染病的传播过程，多半能追溯传染源；一旦难以追溯传染源，则称之为“环境感染”，说明疾病传染源已达相当大的数量。